第67章 周秉昆67
第三条。
黄淑仪拖着箱子走到秦沛跟前,箱子快碰到他的脚,她抬眼,看了一眼,低下头,走过去。
周秉昆喊“过”。
接下来拍李洁在板间房里独坐那场。
没有台词,只有动作:她坐在床沿,看着窗外的雨,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。
黄淑仪坐在床沿,周秉昆让道具组在窗外架了一块黑布,用水管往上喷水,造出雨的效果。
水打在黑布上,声音闷闷的,从窗缝里渗进来。
第一条,敲得太匀。
周秉昆喊“停”,说:“你敲得太有节奏了,像是打拍子。李洁这个时候心里是乱的,她的手应该是不安的,有时候停一下,有时候快两下。”
黄淑仪重新来,手指敲得不太匀,中间停了两拍,再敲的时候快了一点。
周秉昆喊“过”。
拍到下午,转场到基隆街的茶餐厅。
茶餐厅晚上才借出来,白天还得做生意。
李制片跟老板谈好了,下午四点以后归剧组用。
剧组的人三点半就到了,等最后一桌客人走了,赶紧进去布置。
灯光师老陈把碳弧灯架在卡座旁边,灯光打出来硬,影子边缘像刀切的一样。
周秉昆让老陈把主光调低,加一层纱网,光软下来,阿尺坐在卡座里,脸上有一半在阴影里。
这场戏是阿尺一个人坐在茶餐厅里,面前摆着一碟炒河粉。
李洁搬走之后,他一个人来茶餐厅。
拍到晚上九点,收了工。
周秉昆坐在导演椅上,把当天的场记单翻了一遍,跟李制片说:“今天的进度,比昨天快。”
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设备落后。
1971年的香港片场用的是胶片,拍摄时导演无法实时回放。
白天拍完的胶片,收工后由专人送到冲印厂。
冲印厂冲洗底片、印出正片,再把画面和同期录的磁带声音对好,做成“样片”。
这个过程快的话当晚就能出来,慢的话第二天上午。
然后导演、摄影师、制片坐在放映间里,把当天拍的镜头一条一条过一遍,看焦点准不准、曝光对不对、演员的表演要不要重来。
但是周秉昆的剧组小,30多个人,拍摄周期紧。
李制片跟周秉昆说:“萧先生,毛片隔天看一次就行,天天看耽误工夫,胶片跑一趟冲印厂也要钱。”
李制片给周秉昆一个更现实的节奏:隔一天看一次,攒一批,一起看。
看毛片的地方有时在冲印厂的小放映间,有时在嘉禾租的试片室。
灯一关,银幕上跳出白天拍的镜头,有的对焦虚了,有的光打硬了,有的演员眼神不对。
周秉昆坐在黑暗里,手里拿支笔,在本子上记哪条要重拍、哪条能用。
并且也会调整拍摄中的灯光、角度等问题。
周秉昆在深水埗拍外景,李制片跟他说:“萧先生,南昌街那栋楼没问题,我跟那边的‘阿头’打过招呼了,每天收工给两条烟钱就行。”
周秉昆听了,点头。
1971年的香港,黑社会不是躲在暗处的小打小闹,它跟腐败的警队是长在一起的。
黑社会人数超过了16万,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。
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,但足以说明黑社会渗透之深、范围之广。
李制片这种在行里爬摸滚打20年的人,知道哪些场地“要打招呼”,哪些人“不能得罪”。
每天两条烟钱,在预算的“场地与杂项”里出,不显眼。
拍摄进入第2周、第3周,大家拍摄得越来越顺。
周秉昆的导演技能也得到了剧组人员的认可,也都听从周秉昆的指挥。
灯光师老陈一开始还喊他“萧先生”,到第三周改了口,叫“萧导”。
摄影师老方换胶片的时候,会回头问一句“萧导,这条要不要再来一个近景”。
录音师老李举着吊杆,跟着演员走,走完了会看一眼周秉昆,等他点头。
1971年的香港,国语歌和英文歌是主流;
粤语歌正在萌芽,没有什么地位。
周秉昆给第一部电影选了两首神曲。
《甜蜜蜜》
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
这两首曲子要到1977年才陆续发布。
周秉昆对于第一部电影还是挺有感情,配两首神曲;
以后有人考古这两首歌曲的出处,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这部电影。
周秉昆,希望不要玩出“乱片出神曲”的梗,砸自己这部电影上。
他把这两段旋律交给配乐,用口琴和吉他录。
阿尺在后楼梯吹口琴那场,吹的就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的调子。
李洁在板间房里听见了,隔着薄木板问:“你吹的什么?”
阿尺说:“不知道,收音机里听来的。”
茶餐厅收音机里放的那段,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声音从铁皮喇叭里传出来,有点失真,但旋律清楚。
原定6周的拍摄,5周时间就完工了。
提前完工,剧组人员的工资是不变的,大家都很高兴。
周秉昆让李制片举行了热闹的杀青宴,以及杀青红包。
因为提前完工节省了拍摄费用,周秉昆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比开工红包大4倍的杀青红包。
也承诺下次拍戏,再请大家开工。
杀青宴在九龙城一家酒楼,四桌。
李制片端着酒杯挨桌敬酒,秦沛喝了两杯脸就红了;
黄淑仪坐在周秉昆旁边,问了一句:“萧导,您觉得这片子会有人喜欢吗?”
“当然会。”
黄淑仪拖着箱子走到秦沛跟前,箱子快碰到他的脚,她抬眼,看了一眼,低下头,走过去。
周秉昆喊“过”。
接下来拍李洁在板间房里独坐那场。
没有台词,只有动作:她坐在床沿,看着窗外的雨,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。
黄淑仪坐在床沿,周秉昆让道具组在窗外架了一块黑布,用水管往上喷水,造出雨的效果。
水打在黑布上,声音闷闷的,从窗缝里渗进来。
第一条,敲得太匀。
周秉昆喊“停”,说:“你敲得太有节奏了,像是打拍子。李洁这个时候心里是乱的,她的手应该是不安的,有时候停一下,有时候快两下。”
黄淑仪重新来,手指敲得不太匀,中间停了两拍,再敲的时候快了一点。
周秉昆喊“过”。
拍到下午,转场到基隆街的茶餐厅。
茶餐厅晚上才借出来,白天还得做生意。
李制片跟老板谈好了,下午四点以后归剧组用。
剧组的人三点半就到了,等最后一桌客人走了,赶紧进去布置。
灯光师老陈把碳弧灯架在卡座旁边,灯光打出来硬,影子边缘像刀切的一样。
周秉昆让老陈把主光调低,加一层纱网,光软下来,阿尺坐在卡座里,脸上有一半在阴影里。
这场戏是阿尺一个人坐在茶餐厅里,面前摆着一碟炒河粉。
李洁搬走之后,他一个人来茶餐厅。
拍到晚上九点,收了工。
周秉昆坐在导演椅上,把当天的场记单翻了一遍,跟李制片说:“今天的进度,比昨天快。”
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设备落后。
1971年的香港片场用的是胶片,拍摄时导演无法实时回放。
白天拍完的胶片,收工后由专人送到冲印厂。
冲印厂冲洗底片、印出正片,再把画面和同期录的磁带声音对好,做成“样片”。
这个过程快的话当晚就能出来,慢的话第二天上午。
然后导演、摄影师、制片坐在放映间里,把当天拍的镜头一条一条过一遍,看焦点准不准、曝光对不对、演员的表演要不要重来。
但是周秉昆的剧组小,30多个人,拍摄周期紧。
李制片跟周秉昆说:“萧先生,毛片隔天看一次就行,天天看耽误工夫,胶片跑一趟冲印厂也要钱。”
李制片给周秉昆一个更现实的节奏:隔一天看一次,攒一批,一起看。
看毛片的地方有时在冲印厂的小放映间,有时在嘉禾租的试片室。
灯一关,银幕上跳出白天拍的镜头,有的对焦虚了,有的光打硬了,有的演员眼神不对。
周秉昆坐在黑暗里,手里拿支笔,在本子上记哪条要重拍、哪条能用。
并且也会调整拍摄中的灯光、角度等问题。
周秉昆在深水埗拍外景,李制片跟他说:“萧先生,南昌街那栋楼没问题,我跟那边的‘阿头’打过招呼了,每天收工给两条烟钱就行。”
周秉昆听了,点头。
1971年的香港,黑社会不是躲在暗处的小打小闹,它跟腐败的警队是长在一起的。
黑社会人数超过了16万,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。
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,但足以说明黑社会渗透之深、范围之广。
李制片这种在行里爬摸滚打20年的人,知道哪些场地“要打招呼”,哪些人“不能得罪”。
每天两条烟钱,在预算的“场地与杂项”里出,不显眼。
拍摄进入第2周、第3周,大家拍摄得越来越顺。
周秉昆的导演技能也得到了剧组人员的认可,也都听从周秉昆的指挥。
灯光师老陈一开始还喊他“萧先生”,到第三周改了口,叫“萧导”。
摄影师老方换胶片的时候,会回头问一句“萧导,这条要不要再来一个近景”。
录音师老李举着吊杆,跟着演员走,走完了会看一眼周秉昆,等他点头。
1971年的香港,国语歌和英文歌是主流;
粤语歌正在萌芽,没有什么地位。
周秉昆给第一部电影选了两首神曲。
《甜蜜蜜》
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
这两首曲子要到1977年才陆续发布。
周秉昆对于第一部电影还是挺有感情,配两首神曲;
以后有人考古这两首歌曲的出处,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这部电影。
周秉昆,希望不要玩出“乱片出神曲”的梗,砸自己这部电影上。
他把这两段旋律交给配乐,用口琴和吉他录。
阿尺在后楼梯吹口琴那场,吹的就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的调子。
李洁在板间房里听见了,隔着薄木板问:“你吹的什么?”
阿尺说:“不知道,收音机里听来的。”
茶餐厅收音机里放的那段,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声音从铁皮喇叭里传出来,有点失真,但旋律清楚。
原定6周的拍摄,5周时间就完工了。
提前完工,剧组人员的工资是不变的,大家都很高兴。
周秉昆让李制片举行了热闹的杀青宴,以及杀青红包。
因为提前完工节省了拍摄费用,周秉昆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比开工红包大4倍的杀青红包。
也承诺下次拍戏,再请大家开工。
杀青宴在九龙城一家酒楼,四桌。
李制片端着酒杯挨桌敬酒,秦沛喝了两杯脸就红了;
黄淑仪坐在周秉昆旁边,问了一句:“萧导,您觉得这片子会有人喜欢吗?”
“当然会。”